莫名其妙开了先用后付?消保委发声在线播放超高清版
2024-11-11 17:02:16
导演:乔维怡 
主演:乔治-阿博特  更多...
类型: realtime 
地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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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开了先用后付?消保委发声在线播放超高清版》 演员表
  • 乔治-阿博特
    乔治-阿博特
剧情简介

     在进入社会的20年里,胡安焉先后做过19份工作。
     他当过快递员,也当过服务员、保安、女装店主、小摊摊贩、自行车销售员、加油工……最长的坚持了一两年,最短的则是一两个月。胡安焉正直、内敛,不愿意遵循虚伪的社会规则,也不想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每当负面感受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逃跑」。
     疫情期间,打工停摆,他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了下来,无意间受到了关注。今年春天,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
     很多人被书名吸引而来,细读后发现,这并不是一扇「窥视底层」的窗口,也不是一个快递小哥写作成名的励志故事。他用平实、克制的语言回溯了过去的经历,毫不遮掩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路,他的厌倦,他被磨损,他的逃避。
     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不愿被规训和异化的人,为了保全自我,保全「人之为人」的部分,不断逃离的生活实验。他在和外界的碰撞中,在阅读和写作的托举中,廓清自己,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和内心秩序。
     5月,我们在北京见到他。胡安焉今年44岁,留着寸头,有短短的眉毛和逗号一样的眼睛。他有些拘谨,但同时,极度诚实。对话中,胡安焉再次提到了「逃跑」,他说,「逃避是我一生的主题」。
     事实上,新书出版后,胡安焉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脱掉孔乙己的长衫」。起初,他以为这只是某个记者感兴趣的概念,被问多了,才发觉这已经是互联网上热度不小的话题:很多年轻白领想要逃离格子间,从事体力劳动来让自己摆脱焦虑和内卷。
     一个现实是,这些年,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在被重新思考,关于「狗屁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从前,更主流的叙事是「跳出舒适圈」和「为工作燃烧自我」,频繁跳槽被视为幼稚的、不能吃苦的举动;而如今,「躺平」和「摆烂」一度成为流行词汇,工作最直接的意义被认为是「搞钱」。
     另一个现实是,年轻人面临的选择更少,出路更窄,竞争更激烈,评价体系更单一……当大多数人忙着考公考研考编,追求更加稳妥可控的生活时,胡安焉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突然跳出来问:一个人,能否拒绝成为「社会期待的样子」和「自己讨厌的人」?一个人,能否靠着逃避过一生?
     胡安焉是笔名,在文言文里,「胡」是「为什么」的意思,「安」和「焉」则都有「怎么」的含义,三个疑问代词放在一起,便是「何以安心」。用来表达他一以贯之的困惑与迷茫。
     而这种困惑和迷茫,关乎生存与自由,规训与逃离,也是属于所有人的命题。胡安焉不想成为提供答案的角色,他唯一的答案是——生命可以有许多种形式。
     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评论区,一位读者说,胡安焉让自己想起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结尾处写下的话:从一个圆心出发可以画多少条直线,就存在多少种人生,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同伴,也许是因为他听到不同的鼓声。让他踏着他所听到的音乐拍子走吧,不管节奏如何,或是有多远。
     以下是胡安焉的讲述——
     文|王双兴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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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中专毕业后,我开始工作。在20年里,我先后做过大概19份工作。很长时间里,我都是独自一人居住,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
     我最后的几份工作是在快递公司。从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我在德邦的货运中转场上了十个月的夜班,负责倒包、打包等等,每天晚上七点上班,早上七点下班,每个月休息四天。
     睡觉是这份工作中最磨人的部分,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让我躺下,五秒内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经摇摇欲坠,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重新撑起身体,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目光是迷离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每个晚上,当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我都会在心里赌咒: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后,睡意已经过去了,人又精神起来了。
     2018年3月,因为私人原因,我辞掉了德邦的工作,从广东搬到北京,在顺丰找到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这份工作里,我最不适应的就是主管要求我们向客户索要五星好评,站点会每天更新我们的好评数,排名靠后就会被叫到前面公开接受批评,罚做俯卧撑,这让我觉得太伤害尊严了。但同时,我的性格又让我很难和客户开口,只能每天下班后,给那些对我特别客气、热情的年轻客户发短信求好评。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那段时间我的情绪损耗很大。
     我在顺丰干了六个月,又跳槽到唯品会自营的品骏快递。直到2019年底,品骏快递解散,我的第19份工作结束了。
     实际上我从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什么过人的才华,无论方方面面我都只是中等之资。我的智力中等,体魄也中等,从小到大无论学什么,我都不是学得最快的,但也不是学得最慢的。而且,我没有那种坚持己见、克服自身落后和不足、去证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错的的动力,也不是一个好胜心强的人,甚至经常自暴自弃,对我来说,放弃总比坚持容易,所有困难都能克服我。
     所以,以我的能力、学历和工作履历,不可能通过面试得到一份体面、收入高、工作强度低的工作,而且我不想去面试,我很怕漫长的面试里跟对方谈条件、谈报酬、谈规划,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的人生已经是没有规划、不求上进的了。
     因此,每一次找新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每一份都有很具体的因素。但没有一份工作做得长久,我对人与人之间无法避免的纷争感到厌恶和怯惧。我不喜欢和人发生冲突,也不想被卷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在现实里和生活中,我是一个老好人,谁都不想得罪,这自然少不了要成天说违心话。不过我的虚伪往往是被动和防御性的,我并不想获得什么,而只是想保护自己或逃避困难。但我受不了主动和进取性的虚伪,这类人是我的天敌,我不具有和他们周旋的能力。而且,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似的不再可口,甚至会毒害我的健康。所以我一直在换工作,一直在逃跑。
     2018年,胡安焉在顺丰工作。清晨,他在临河里站点卸货分拣。
     关于辞职这件事,我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辞过很多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大多数工作我都只能坚持半年左右。当然,对于低收入的底层职业来说,人员频繁流动是常态。但是另一方面,就我观察所见,似乎不合群的人,确实会比合群的人更频繁地更换工作。可能因为在不合群的人身上,人际方面的负面感受积累得更快,又始终找不到方法排解,最后只能以更换环境的方式归零重来。
     过去,我有记笔记的习惯,在很久之前我曾记录过一段关于工作的负面感受——
     社会的发展使我们不至于像我们远古的祖先一样,即使卖命工作仍免不了冻死和饿死。今天我们不用花上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地追踪一头猛犸象,在自己彻底累垮之前扳倒猎物,然后拖着血淋淋的肉块步行几十公里回到自己居住的那寒冷的洞穴,喂饱自己浑身长满毛的妻儿。幸好我们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规则和生产手段,使我们的工作高效、体面,这和血淋淋的原始狩猎完全不像是一回事——尽管它们仍然是一回事。
     后来我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想,我出生在广州,到上海打过工,又在广西的首府南宁做过生意。我已经在有发展空间的城市发展了很久,可是并没有发展起来。这说明我不是一个适合发展的人。
     我在品骏快递最后的那段日子,常常下午一两点就送完了当天的快件,然后我会在京通罗斯福广场打发时间,因为那里有空调。我喜欢坐在负一层亚惠美食广场后面的员工就餐区,那里也是送餐员的等单和休息处。商场把多余和用不完的餐桌椅子堆放在那儿,顾客不会走进去,因为那里是个死角,而且没有灯光,仅从南边的玻璃墙透进一些折射的阳光,维持着昏暗的可见度。于是,和另一边灯火通明的经营区相比,那里就像剧院里被幕布遮挡的后台。
     对我来说,在那里度过的时刻是隽永的,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地方,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非饭点的时候,很多送餐员就坐在那里聊天、打盹儿、打游戏、刷视频……而我在旁边戴着耳机,边听歌边打量他们,反正我也无事可干。
     我尝试揣摩他们的生活——和我一样,他们大多不会在北京定居,北漂的日子是暂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
     这么多年,在不断的逃跑中,我自己也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
     2019年,胡安焉(左一)在品骏快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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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繁地「逃跑」,或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从小我的欲望好像比同龄人薄弱,做事缺少动力,没啥进取心,很喜欢放弃。不知道这和父母对我比较冷漠和克制的感情,以及时时强调律己、处处加以否定的教育方式有没有关系。
     我成长在广州,但我家是一个外来家庭,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性格也比较孤僻。我妈的成长背景让她非常依赖意识形态上的安全感,后来,她在上山下乡时认识了在海南当兵的我爸,他们组建了家庭,有了姐姐和我。
     因为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父母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他们对子女的要求,也几乎是道德模范的要求。他们对我们在物质和情感方面的诉求非常冷淡,所以时间久了,小孩很容易变得缺乏安全感,服从性强,而且在个人利益上容易放弃且不敢抗争。
     早年,他们在自己的时代被灌输了很多理念,如果不论来源和背后的用意,那些理念本身是好的,比如:每个人都恪守本分,遵守规则,尊重彼此,克己奉公;没有人会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人带着偏见、势利和歧视对待别人。
     后来,他们也按照那些理念来塑造我,那种理想主义的塑造一直在我身上发挥作用。我认可这些价值,但是我希望不是在被动灌输的情况下、而是在有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实现它。这些是日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事情。
     但在当时,我更多的是无措。在这样的教育和环境中成长的我,是一个很晚熟的人,浑浑噩噩、唯唯诺诺、随波逐流,对文艺没有任何兴趣,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想法。既没有鸿鹄之志,又缺乏世俗欲望。或许我适合像第欧根尼一样躺到木桶里。可我当年还不知道第欧根尼是谁,而且我认为懒惰是可耻的。于是我的日子过得很奇怪:成天东奔西跑忙个不停——白天去上班,但不为挣钱;晚上和休息日去上课,又经常在教室里打瞌睡——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而且我从不追问自己这个问题。这种奔忙几乎没有意义,仅仅是为忙而忙——生活对我来说就像在演戏,我扮演的是一个自己想象中应该成为的样子。
     我做过很多工作,酒店、服装店、加油站,还送过雪糕,画过建筑效果图。但是我接触到的同学、同事或者客户,大家都怀着很世俗的价值观:挣钱是重要的,然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些日后让我觉得比较单一、狭隘的价值观,在当时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妥,人生无非就是这样。
     但是当我有了一些社会阅历和积累之后,我开始陷入恐慌。
     因为我发现,我的同龄人会去巴结比自己位置高的人,关于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看待事情,怎么做出取舍,他们都比我成熟、精明。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于是踏入社会后,他们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变化就立刻完成。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身体里同样也是一个学生。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我积累了很多不适感,但那时的我认为,社会发展成这样有它的道理,没什么不对,唯一能怀疑的就是自己,但我也不知道我和别人的差异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要如何消除。所以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恐慌。
     2017年,胡安焉在德邦送快递
     转折发生在2003年,那一年,我因为喜欢看漫画,所以看到一家漫画社招募学员时,很快就报了名。没想到在那里,我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却像是被翻耕了一遍。
     在漫画社,我初次亲身地接触到一种自信的非主流价值。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出乎了我的意料。他们喜欢漫画,也喜欢电影、摇滚乐,有张扬的个性,推崇那种不是很主流的价值观,比如为了兴趣爱好选择了没什么工资的漫画社。
     他们大多二十多岁,正是叛逆的年龄:灌输意识形态,不行;服从商业机制,不行;迎合读者群体,不行。总之,要反对一切,敲碎一切。
     那时的我对于「边缘化」非常恐惧,害怕社会把我抛到它的系统之外。但我发现,他们在故意强化自己的边缘化,并把自己的边缘化当做个性去彰显。不但不惊慌,还很自信,很得意。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化解了我对「融入社会」的恐慌和焦虑。
     他们认可并接纳了我,告诉我,我在社会里显得不成熟的品质是宝贵的,我无法融入社会,是因为社会是有问题的。其实是对这个社会祛魅的过程。这种「怀疑」就像思想启蒙一样,让我在麻木的、随波逐流的生活里推开了一扇门,起码使我不再盲目地服膺于社会标准或主流价值,然后渐渐有了反思,使我得以重新审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从而有了对人的独特性的思考,有了认知、意识和精神,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这种变化并非在一瞬间发生,不是在当时就完成了,而是像播下了种子,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缓慢但坚韧地扎根发芽,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身上持续地发生着作用。
     就像我后来在书里写的:我其他的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这一段经历,那么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说脱胎换骨有点儿夸张的话,那么这段经历起码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给了我一个支点。
     如今我不会再为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感到惶恐不安,相反,我珍视自己的个性。虽然我仍然很无知和胆怯,但在这之下多了一份坚持和信心。此后无论我打工或写作,那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自我精神建设。
     胡安焉在自行车店打工时拍摄的照片
     3
     离开漫画社后,我并没有立刻走上写作这条路,期间,我做过很多工作,也经历了很多挣扎。在南宁做女装生意的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也是直接推动我逃向写作的一段。
     当时,我的一位同学向我提议一起搞些生意,我正觉得打工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很浪费时间,于是和他一拍即合。我们在南宁物色了一个主营女装的商场,以较低的租金拿到了一个店面,共同凑了四万块钱作为启动资金,自此,我开始给自己打工了。
     当时我们那一层里挤了170多个小店铺,店和店之间有依存关系,比如换零钱,或者上厕所时帮忙照看一下;但同时,又要互相提防,互相算计。
     小商场不像品牌代理,大家卖得都是散货,没有独家代理,又没有规则,所以竞争是很丑陋的。谁家款式好卖,只要能找到货源,别家也会跟风卖。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卖得好的都不希望别人知道,所以店主们对自家的爆款都藏着掖着,必须要虚与委蛇地掩盖,客人问价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计算器按出来,不能直接说,总怕被别人听去。
     除此之外,还要面对很多流言蜚语。很多时候,他们卖的是仿货,但是他们自称是正版,然后说我卖的是假的,而我没任何办法为自己辩白。我唯一的回击手段就是靠便宜跑量,加快周转速度,但有时候低价了,反而就像应了他们说的:你看他这么便宜,就是假的。
     当然你可以说:那为什么不能光明磊落?光明磊落的话,就会在这套竞争机制下被淘汰。如果我是打工,不适应、不喜欢,我就跑了,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创伤。但那一次我投了钱,不能说走就走,只能扛,不断地积累精神伤害。
     那时的我还没有建立「自我」的世界,非常在意外界对我的评价,所以身处这种人际环境,对我是十足的折磨。每天看着他们在顾客面前说我坏话,但我又没办法和他们一样,和我的顾客说同样的话。
     我在南宁待了两年多,每天两点一线,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看店时,要面对别人的敌意,造谣、中伤、抹黑,这些负面看法很伤害我;关了店之后,还要跟我合伙人打电话报补货的内容,还要去银行存每天的营业额,那些琐碎的事情全都做完至少要三四个小时。
     2007年,胡安焉在南宁开女装店
     那时我三十岁,年纪不小,但一事无成。每天面对这些语言上的攻击,面对各种龌龊事端和敌意中伤,生意也达不到预期,当时的女朋友觉得我的经济状况不太靠谱,听她妈妈的建议出国了。
     我不是一个强大的人,我非常软弱,也非常自卑。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失败者,虽然在理性上我知道不应该为别人的看法感到自卑,但是还是会产生这种心理,还是会痛苦。总之我无法无视这些杂音,然后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并且易怒、歇斯底里,总之已经不是一个完好无损的我了。
     推动我做出改变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发生在这间女装店里。
     那天我一个人在看店,有个女顾客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脚步迟迟疑疑,但又竭力保持镇静,像一只夜晚出来觅食的啮齿类动物,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促使她立刻逃跑,逃回到自己安全但暗无天日的洞穴里——这个女人有精神问题,这点不仅是我知道,周围所有店主都知道。
     他们私底下都叫她「疯婆」,每次她来,周围的店主就在她身后互相打眼色、捂着嘴窃笑。假如她走进了谁的店,其他人就一脸坏笑地看热闹。
     那天是她第一次逛进我的店,她不是那种带攻击性的疯子,我绝对不会驱赶她,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接待她。当时应该是夏天,那个女人穿了一条短裙,她说想试穿我的牛仔短裤,我点头同意了。
     不料她没进试衣间,而是撩起短裙,直接把短裤往腿上套。这可真让我相当难堪,可是,或许因为对试穿的第一条短裤不满意,她又拿起第二条短裤,直接就往腿上套,而她甚至没有先脱下第一条短裤。这样试穿根本没有意义,随即,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往腿上套第三条短裤了!
     当时我已经无法思考,我难过得像窒息一样。但出于本能,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阻止她徒劳的尝试。
     她就像直到这时才察觉我在旁边似的,突然抬起头看向我,她的表情不是生气,也不是疑惑,而是一副混杂了惊恐和乞求的哭相——我从没在成年人的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
     我马上松开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也湿了,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我在心里警告自己:她要怎么试穿就怎么试穿,哪怕她接着往腿上套十条短裤,我也不要去妨碍她了。最后,她买下了其中的一条。我还记得她臂弯上挎着一只明黄色的大提包,当她打开那只提包时,我看见里面空空荡荡,零散地躺着一些钞票。我看着她一张一张地拈起那些钞票,其中有些皱起来的,她还要先捋一下,把钞票捋平了,再整齐地叠起来,递给我。我接过她递来的钱,突然觉得,整个世界乏善可陈。
     我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仅仅是同情,可能因为别人眼里的我们是一样的:幼稚,不可理喻,有点神经质,所以我们都是边缘的,被排斥、被围观的;也都是惊慌、恐惧、委屈的,腿上还挂着三条牛仔短裤——只不过我还有力气遮掩,她却只能就这么袒露出来。
     当时我想,或许在正常和不正常之间,并不是0和1、黑和白的关系,而是一个可以无限量化、类似深灰和浅灰的关系。在这个坐标轴上,或许我离她,比离其他人更近。
     那年春节,商场照例要休业几天。我百感交集地用完晚餐,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种感受是悲伤,是惆怅,是失落,还是茫然……随后我步行走往火车站,雨雾似有若无,时间还很充裕,我把伞落在了麦当劳里,却并没有察觉。我感觉万念俱灰,但并不痛苦,只是厌倦而已——不仅是对生意,而且是对更多的事情。
     我反思到自己当时的生活偏离了正轨、过得毫无意义。然而有意义的生活应该追求些什么?做什么能让我获得满足和快乐?我为什么而活?对此我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胡安焉在南宁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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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
     在这样的状态里,我开始写作。
     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手段了。在我的备选项里,大概还有流浪、卖唱等更逍遥和洒脱,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选项。但只有写作可以把这个世界曾加诸我身上的恶心感交还给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有造物主,我要叫你看看你的作品有多失败。
     日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时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不健康的,选择写作,只是因为我在现实生活里吃了苦头受了伤,疼得受不了了逃出来,然后回过头去诅咒现实诅咒生活而已。我希望通过写作证明伤害了我的生活有多么空洞和丑陋。这些念头束缚了我,把我变成一头埋头舔舐伤口的困兽。
     带着这种逃避心理进入精神世界,因为要贬低,就要抬高另一边,于是写作的价值在我心里变成崇高的、重要的、有决定性的,而生活就被视为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庸俗不堪的。
     于是我回到老家,和父母住在一起,从2009年10月开始,我在一间大概八平米的房间里度过了一年半,这是我写作的起步期。我用在南宁做女装生意攒下的六万多买了书柜、床、电脑桌、电脑、打印机和书等,和过去所有的同学、同事都断绝了联系,开始认真地写作。我喜欢小说,因为它更丰富,更开放,有更多可能性。
     那个阶段,一种幼稚的患得患失几乎贯穿了我的写作。我曾以为自己的写作永远就和那条破了洞的船一样,无非是看看能支撑多久才覆没而已。可是过了几天我又坚信自己是早晚要发光的金子,假如直到最后都没有发光,那也不过是所有人都瞎了狗眼罢了。
     一直到2011年的春节过后,我的存款已经花掉了近半,我必须考虑收入的问题了。那时恰逢写作也遇上了瓶颈,于是我从家里搬了出去,租了个十几平米的小单间经营网店。
     曾经因为在生活里碰钉子所以逃到写作中去的我,又因为在写作中碰钉子逃回到生活中来。逃呗,我一辈子就是在逃。写不下去了,就逃回生活里;生活里碰钉了,又逃回来写作。就是不断地逃。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所以,还是逃吧。
     之后那些年,我还做过很多工作,在商场里做过物业,在烘焙店做过学徒,在上海卖过自行车,在洱海边摆过地摊。
     至今为止我从没试过同时兼顾工作和写作,因为受限于能力、经验和学历等,我只能找到收入很低,或工时很长的职业。所以常常是工作和写作交替进行,钱花完了就去打工,似乎只要有了一点钱,我很快就不想继续上班了;而一旦我不上班,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写些什么。
     很多工作的收入其实不多,但我一点也不焦虑。至于未来会怎样?我根本就不在乎。没钱了我可以去打工,反正不可能饿死。
     2014年,胡安焉在云南下关摆地摊
     在工作中,我很难找到我想要的「自由」。社会大生产需要的是一种即插即用的角色,不是说某一环节、某一工种只能由某一个人来干,社会分工要求任何人在这个职位能够干出同样的效果,比如在富士康拧螺丝,在麦当劳往汉堡里夹芝士,如果有一天你不干了,他来了也能干。所以当人融入社会整体后,就成了一个可被替换的部件了,而不是成为其独特的自身。
     假如我的能力只能从事这个工作,那我最好还有一个另外的空间,生活或者精神,让我实现自己的自我认同,在这个领域,我做的事情是与别人不同的,方方面面都建立在我个人的独特性上。
     写作承担了这部分职能。对我来说,写作是让我区别于另一个人的创造性行为,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找到自己独特性的本质,然后去丰富和深化它。我要写什么、怎么写,这个过程完全由自己主导。
     那些年,写作也伴随着阅读、思考、交流,我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和最开始相比,我已经逐步看清写作的「真相」了,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写作改变生活,也摒弃了「写作的崇高性」那种念头,我不再认为写好一篇文章比做好一道菜更容易,或更重要,任何事情认真做都是一种自我实现,殊途同归。我写作,只是因为写作对我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是别的事情无法给予我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廓清自己、认识自己,确认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重视什么不重视什么。以前我还挺在意「得到尊重」这件事的,但是在我自己能够确认自己的价值之后,自我尊重也就替代了来自外部的认可。如今,我可以坦然地无视来自外界的眼光了,我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了更明确和坚定的认识,也建立了自我认同的价值体系,所以外界的评价不再让我困扰。
     如今,我已不再简单和对立地看待工作和写作的关系。和大多数人一样,工作是我参与社会的主要途径。而写作对我来说,既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也是对自我精神的建设过程。我需要从广泛和深入的社会阅历中汲取养分——我无法闭门造车,阅读并不能代替贴身的生活经验。
     有很多人问,这些经历对写作的影响是什么。其实经历对写作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影响了人,然后人影响了写作。生活和社会阅历的铸造让我慢慢成熟,精神也得到了发展和丰富,而我的写作,实际上是我精神的投射。
     人需要在社会活动中、在处理人际和事务的过程中,受到触发而进行省察和思考,继而发展自己的认知。换言之,假如一个人没有某些经历,他就很可能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问题;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视角。
     2019年底,快递公司解散,紧接着疫情来了。我又一次开始写作。那时,我已经有三年多没动过笔,为了恢复一下笔触,我写了一些日记发在网上,其中有一篇的内容是我在德邦上班时的见闻和经历。没想到莫名其妙地得到了大量关注,甚至进而得到一些发表和出版的机会。到今年春天,我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了。
     写这本书时,我发现,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当我以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因为疲惫、麻木和厌倦等原因,而无法达到的「专注」程度观照那些内容时,它们散发出我未曾预料到的光——这使我意识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我在北京送快递》图源网络
     5
     这些年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读了很多书,其中契诃夫是最让我有亲切感的作家。他可能不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最亲近的。
     宗教曾经世世代代地向俄罗斯人许诺人生的意义,这成为他们的生活支柱。可是后来科学和理性推翻了这根支柱,令他们无法再踏实地生活在这个世上,变得成天忧心忡忡和担惊受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契诃夫对人生意义的缺失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在不同作品里都有一些贯通的母题,有他自己的个人生命感受,那就是一个小人物不停地在精神上遇险,突然间像惊醒一样发问:我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过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身边有太多人,从懂事时起就不断地欺骗自己,然后欺骗别人,接着欺骗自己的孩子,一代接一代地骗下去。无论意不意识到不对路,他们都觉得只能这样了,然后自欺欺人地一条路走到黑。
     大家都被欲望挟持而无法挣脱,转而把自己厌恶或丑陋的事情,甚至是连自己都不齿的事情,视为主动的追求。有人一边唾骂社会规则,一边又绞尽脑汁地钻研这些规则,以图更好地融入社会;有人像打了鸡血一样面对生活,乐观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像吃屎一样的事情里——他们追求的真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吗?
     但契诃夫的人物完全不懂欺骗自己。当然,他们没有主动地寻找,只是不断地逃离而已,逃离没有意义的、骗人的、不对路的环境。他们唯一主动的就是他们「不骗」,假如一个东西不对路了,无法通往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就不会投进去,他们也没有太主动、太积极的寻找,只是保持了「不去」的可能性。
     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一个溺水者,不断地挣扎、寻求自救,他需要一个出路,所以他一直在追问,他要在写作中解决自己的困惑和精神问题。而契诃夫是消极的,他也有人生意义的缺失感,但是他不寻求解答,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想象不出来。
     他们没有走出下一步。可能人生真的就没有下一步。没有解答,也没有意义,我们被上帝抛弃了,没有一个新的支点和可依附的东西,所以他更多地在描写人的悬浮的、无依无靠的精神状态——做什么都行,但是不做也行。于是停留在这种困惑的、悬空的状态里。
     看到这些,我会觉得,原来也有人和我处于同样的精神状态。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鼓励。
     后来我把这些经历写了下来,书出版后,其他人又从我的书中获得温暖和鼓励。
     所以也有媒体来问我,写的时候是不是想要为某个群体发声。其实,我不能代表某个群体,如果是我主动关照,有意去反映现象和问题,不仅仅可疑,有可能会是一种糟糕的写作。我只能深入自己、面对自己、诚实地表达自己,这个过程中可能触动别人,是一种被动的触动,我相信只要无限地深入到个体的独特性中,必然会在更高层面融汇于普遍性。
     2013年,胡安焉在上海某自行车店打工时的床位。
     在网上,很多人在表达对这本书的喜欢。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坦白讲,我觉得其中的很多「喜欢」很可能是错位的,是一种自我投射,或者说某种文化投射;而很多批评也是错位的。对于大多数创作而言,文字也罢,电影也好,音乐也好,真正能称得上「知音」式的读者或观众,可能是极少数吧。
     但我也遇到过这种「知音」式的读者,可能我自己复述出来有点脸红,他说——
     作为一个冷漠的人,我其实不会觉得「当一个小人物提笔写作世界就有了光」这种话有啥意义。所以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是这位作者绝不是「小人物」,他的生活经验之丰富远超常人,而他为确保自我的整全而在不同工作场域之间流转,这种基于本能的且战且退其实是多数人不会选择的。他的精神世界非常坚实——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对一个「小人物」真实生活的窥私欲,进而只会夸赞他的「真诚」,其实是辜负了这份如卡夫卡一般,在现实扑面而来之时,勉强用一只手去抵挡,用另一只手匆忙写下的记录。
     其实我倒没这么勇敢,我就是敢放弃,像契诃夫笔下的人一样,我唯一的勇气就是敢放弃别人不敢放弃的东西。
     在对待人生这件事上,我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的人。我没有考虑过战略,是因为我的人生本来就目的不明。既然没有目的,战略就无从设立。我没有什么很想做成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很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完全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也非常干净,我什么也不要,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如今我和妻子生活在成都,日后可能去云南。我们在一起没有「婚姻」和「家庭」的感觉,就是伴侣而已,实际上我们登记还是因为想买成都的城镇医保,所以就领了结婚证。毕竟我们都已经四十多岁了,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折腾,所以没有婚礼,也没有通知任何人,我家人都不知道。
     妻子也是一位写作者,今天我能够以一个比较豁达、坦然的心态面对所有事情,妻子的支持、认可和信任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源泉。
     对于未来的生活,我很少去想,但是被问了好多次之后,我就只能去想了。还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来看要不要工作、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吧。现在我和妻子都有一些积蓄,新书的出版也会给我带来一些版税收入,所以我可以接受收入少一点、但工作时间短一点的工作,最好有五险。
     其实我一直都待在舒适区,一直在被动地过生活,没有主动挑战自己,也不会试图对本性中的一些东西做出改善。大多数时候是忍不了就逃避,换一个环境生活,换一些人交往。逃避是我一生的主题。
     有人说待在舒适区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东西,确实,我肯定是放弃了很多,比如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升官发财、世俗社交,只不过那些东西在很多人看来是很重要的、不能放弃的,但对我来说不是。
     在世俗方面,对于大家所追求的生活,我都习惯于放弃,可能从小没有这方面的灌输,所以我一直没有强烈的动力。金钱、物质、权力、地位,对我来说有和没有也没有太大关系。而且我比大多数人幸运,我的父母退休后有退休金、医保之类的福利保障,所以他们经济上不需要依赖我。
     书出版之后,我参加了很多活动,也接受了很多采访,有人说我的经历让他们受到启发,也有人问我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我不会提倡什么人生态度,也不希望成为一个给后辈建议的角色。假如我真的认同「每个人应该有自己对自己、对生命的认知」,那我就不应该给这种建议。
     如你所说,过去我逃离了某种主流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所认为的遵从自己内心和多元主张;但如今,如果倡导我此刻的人生,反对那一种「主流」,同样也是粗暴的。其实,人和人之间不一定要认同同样一种价值,怎样都可以,只要自己能够自洽、能够满足,并且不损害别人就行了。
     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
     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2023年,胡安焉定居成都,图为他平时阅读和写作的书桌。
     部分内容引自胡安焉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从我开始写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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