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正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讨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自应首先认识这个问题。
二、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一般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这种气势和规模,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已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是不推崇通史撰述的,但他也还是承认《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10],肯定“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1]是其所长。司马迁的历史视野,不论在时间方面还是在空间方面都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开“会通之道”的先河。刘知幾称赞《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12]皇朝史撰述即由此而兴。皇朝史的历史视野因受皇朝兴亡的局限,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也颇具恢宏气象。例如,《汉书》记西汉230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即所谓“叙帝星,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姓,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13]。一部皇朝史,包含这么广阔的内容,史家若无恢廓的历史视野,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