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在内容上，大部分都受到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比如政府召开的各种纪念会议，政府部门重要人物在学术会议上的讲话，等等。或者是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来为当前推行的各种教育改革比如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作注释，使其具有合法性。因此，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陶行知形象的一种政治性建构：先把陶行知奉为一个神，然后用这个神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这样就使得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与政府教育政策的发布、教育改革的倡导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过度解释。
（3）我们主要是从教育学、教育思想史的角度对陶行知进行研究的，陶行知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史研究的专门领域，这虽然有助于深入挖掘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但却导致了跨学科意识的缺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陶行知的整体研究。虽然除了教育研究领域以外，别的领域也对陶行知进行了或多或少的研究，如历史、文学、哲学领域。但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孤立进行的，各学科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与对话。有时候，哲学领域里的陶行知研究与教育领域的陶行知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别；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也与教育史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目前，一些海外陶行知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从多学科的角度对陶行知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黄冬在德国的研究，蔡宝琼在英国的研究，蔡崇平在美国的研究（后文将具体提到这些研究）。这些具有跨学科意识的研究将引导我们对陶行知进行更加整体化的研究，并促使陶行知研究能有一些新的切入点，比如陶行知的管理才能和领导力，陶行知的基督教精神，陶行知的自由主义思想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