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旧制度官僚有压迫批判精神的办法,他们发现在人不敢说话的地方,批判精神的空间最小,但他们不知道谎言会到来。谎言有暴君的品性,虽能驱赶批判精神,却会复活人的野蛮本性。与此相反的图景是让人向往的,批判精神无处不在,锐利不狂暴,温和不怯懦,在批判精神面前,理性驱逐迷信后不敢重蹈迷信的覆辙,情感因受理性排挤变得沉郁,但在批判精神的帮助下,它会从沉郁转向深沉。语言中那些造作的腔调不见了,道貌岸然跑得远远的,一路上灰溜溜,匆忙中遗忘的道具被挂在现代展览馆里。善的国度有了坚实的城墙,在城墙外,恶还存在,不再招摇,不敢四处冲撞,在人性的荒野上沉淀为狂放的诗意,陪伴那些情感与理智一时失衡的流浪者。
批判的早期史符合福柯的论断,“第一个时代是回归圣经,它究竟写了什么?直到能够回答最简单的问题:圣经是真的吗?”1650年,加尔文派学者卡佩尔(Cappelle)出版《神圣批判》(Critica sacra),对比《旧约》的原文和译文,发现了翻译中的错讹。1678年,天主教徒西蒙(R. Simon)发表《旧约批判史》,也有这样的目的。关于圣经文献学的批评不只是挑战经院哲学,也是现代理性方法论的开端。18世纪,批判的方法已成体系,1751年马莱(Mallet)、达朗贝尔、马蒙泰尔为《百科全书》编写的词条“批判”(CRITIQUE)涉及全部知识领域。其中,文艺批判是复原古代文本,整理文献,解释图像,确定纪年法,对比不同文本,言之有据,追根溯源,消除误解;科学领域的批判倚重于实践,公正地辨别科学知识、艺术知识、工艺知识,敢于开拓新领域;对于抽象科学,在观念和实物、形而上学与几何学、道德学与物理学之间建立联系。[172]世俗历史批判注重史学家的性格和写作情境,根据原始文献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述,评判他们的推断是否合理、有没有探求真理的力量。“阅读历史时应该有这种精神,检验事实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分清具体的事与假设的事。”[173]《农业、商业和金融杂志》对此有所补充:避免抽象推理的误用,坚持从简单观念到复杂观念,探索原因之前首先确定事实,采纳合适的证据,允许公民有不同观点,公开辩难,“经过争论的问题才清楚明白,困难也就消除了”[174]。报纸上有双重批判的风格,那是对批判性话语的批判。《针对文学报与学者作品的无私批判》不满于《学者报》的编纂风格,“节选的文章肤浅,青睐优美有趣的作品,偏袒是它的第一动机”[175]。表面上,这是批判形式的扩展,实际上是批判精神的普及,一切都可以质疑,质疑本身也要受质疑。现代批判原则就此明确:认知—判断—批判—批判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