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其他关键的道德术语也必须至少部分地改变其意义。而某些类型的句子之间的承继关系也必定有所变化。这样一来，不仅各种道德结论不能像以前那样被合理地证明，而且这种合理证明的可能性的丧失，显示出道德惯用语的意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是’前提不能生‘应该’结论”，对于那些其文化只拥有极贫乏的道德语汇（这是我在前面解释的那些事件造成的）的哲学家们来说，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真理。把这个原则视为永恒的逻辑真理，乃是当时历史意识极度缺乏的一种标志，但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道德哲学。因为其最初的宣言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历史事件。它既是与古典传统最终决裂的信号，又是18世纪在继承传统遗留下来的不再融贯的残章断稿的语境中论证道德合理性的筹划彻底失败的标志。
然而，并不只是道德的概念和论证在这个历史节骨眼上彻底改变了其特征，以至于被认为是我们自身文化的不可解决、无休无止的论辩的直接起因。事实上，道德的判断也改变了其意义和蕴涵。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就X是好的（这里的X可以包括一个人、一只动物、一项政策或一个事态），也就是说，想要把具有X所具有特性的事物作为自己目的的人都会选择X类事物。说一块表好，也就是说，它正是那些想用表来准确计时（而非用它来打猫）的人都会选择的那块表。“好”的这种用法隐含了每一种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好的或坏的东西（包括人与行为）事实上都具有某种既定的特殊目的或功能。从而称某物好也就是在做一事实陈述。称一个特殊的行为是正义的或对的，也就是说，这个行为是一个好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会做的行为；因此，这类陈述也是事实性的。在这一传统内，道德的或评价的陈述之能够被称为真的或假的，与任何其他事实性陈述之能够被称为真的或假的，别无二致。然而，一旦本质性的人的目的或功能的概念从道德中消失，把道德判断视为事实陈述也便开始显得难以置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