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五四运动的结局及影响
五四以后，因为运动的目标尚未实现，因此北京学生的政治活动一直没有完全停止。5月19日总罢课实现后，多数学校的多数学生仍在坚持罢课。自5月下旬起，北京政府加强了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管束”，由此也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感，一度有所停顿的街头政治活动又有新的发展。6月3日，北京20余所学校的学生举行演讲宣传活动，但遭到警察的镇压，被捕170余人，其中以北大学生为最多。4日，学生继续上街，与警察发生更大的冲突，又被捕700余人。但学生没有退缩，5日又有5000余名学生上街，北京政府面对声势日盛的学生运动，也不敢再施逮捕，反将临时拘押被捕学生处所的看管军警撤离，而学生仍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继续坚持斗争。
就在北京学生运动再掀高潮之际，上海的学、工、商界群起响应，成为五四运动由学生爱国运动普及为全民爱国运动的转折点，其中最具意义者为工人阶级的加入。5月4日之后，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了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5月26日他们开始罢课。6月3日北京学运再掀高潮，上海则不仅学生响应，工商界亦起而加入。6月5日，除了学生罢课外，上海多数工厂和商店亦分别举行罢工和罢市，实现了“三罢”。其后参加“三罢”的行业和人数越来越多，除了一般工商业部门外，航运、码头、铁路等交通部门和电车、电话、清洁等公用事业部门的工人也先后加入，且“众心一致，不惜牺牲，令人可感可痛。加以举动文明，力顾秩序，尤足动中外人之观感。”故时论谓：“民国以来，所谓‘民意’者，或为一二人所假借，或供一党派之利用，从未尝有真切肫恳之表示。惟此次学商界之行动，始可谓之真正民意也。”此前的学生运动固有其影响力，但因其与社会联系的相对薄弱而缺少对政府施压的实际作用，而工商界的介入则使情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海“三罢”实现后，提出“不诛国贼，誓不开市”的口号，而且生产与流通立即受到影响，对施政当局产生了很大的实际压力，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当上海的“三罢”活动向外地蔓延后，诸如南方的沪宁路沿线各都市及宁波、厦门、杭州、汉口、九江，北方的天津、济南、唐山等都市，均先后程度不等地卷入“三罢”斗争，对当局的压力则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