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人们认为史学对于治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
如上节所说，刘知幾作为一个史学批评家，十分注重审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的“诫世”和“示后”作用，这是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功烈”“事迹”确有启迪人、教育人的地方。他在批评《尚书》《春秋》缺载一些他认为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后指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10]这是道出了杰出历史人物垂范作用的重要。所谓“师其德业”“慕其风范”，也就是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具体途径。范晔撰《后汉书》，于列传部分用力最多。他本人也深以为自得，曾在信中对人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11]范晔对他的史论如此自许，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写的传有充分的自信。他写的“中兴二十八将”传很有代表性，如他写大司马广平侯吴汉的传记，其中有一段文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