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帝国利益为重”信条，忠于自己的职守，认定服从命令是天职，而从不过问这些“信条”、“职守”、“命令”是什么。因此，他们侵占土地、抢夺粮食、霸占房屋，残害中国人，中国人“为他们种地，自己却没有粮食吃；房子让他们抢去，自己却住地窨子，井被他们独用，自己却喝沟里带红锈的水”。（《收养》）为了“大和民族”的律条，佐藤毫不犹豫地挖出中国孤女的眼睛。（《夜幕下的满洲》）日本战败，一纸“弃民令”，他们向“开拓民”举起屠刀。浅仓强行妇女孩子集体自焚，以示“尽忠”。面对加滕代子拼死说出的“心里话”，坂元还是让“一颗颗手榴弹就甩在妇女和孩子们中间”，任他们瞬间变成冤魂。（《逆归》）即使在遣返途中，面对中国人的仁慈与宽恕，参与了“安东驿事件”的木田雄造仍怒目相向：“不是我的错，是国家的错”。他们是凶残的掠夺者、残暴的杀戮者，也是不折不扣“服从和执行上级命令”的军人，如同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们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得以实现。阿伦特将之称为“平庸之恶”——不思考人性，不思考社会，“失去了自己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并心安理得地逃避一切道德责任。（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陈力娇并非单纯重复阿伦特的思考，这位以深入探究人性而著称的作家，从“平庸之恶”出发，审视人心与人性，当小野平亮冷漠说出“我们大和民族是不允许一个瞎子不嫁给另一个瞎子”时，当酒井美黛的母亲带头领受打向眉心的一枪时，陈力娇看到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艾希曼”。可能他们不像佐藤们罪行昭著，他们同样服从于强权，按照罪恶的法则行事，不思考，“对显而易见的恶行熟视无睹”。“平庸之恶”潜匿于我们的内心，它具有持久的腐蚀作用，它是滋生罪恶的土壤。“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中徘徊”（阿伦特）。于这“昏暗”中，陈力娇久以美子打向平亮的耳光、木田的下跪以及加滕代子的心里话，让我们看到了良知，于“昏暗”中看到的，尽管它还很微弱，但却是终将于血污与屠杀中拯救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