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天早晨，她夺得了家里的领导权，至今她还牢牢掌握着。
没有特别的活动，没有命令，也没有请求，她几乎是用沉默来领导。我们其他人自然都在积极商量，从早到晚不断在悄悄议论，有时父亲会突然惊慌起来，会把我叫到他那里，我就在他的床边待上半宿。有时我和巴纳巴斯蹲在一起，关于这件事巴纳巴斯只知道一点儿，因此总是热切地要我讲给他听，讲来讲去就这点事。他大概知道，跟他一般年龄的小伙子所期待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年月，他是再也得不到了，所以我们就坐在一起——K，就像我们两个人现在这样——不停地谈，谈得忘了已经过了一宿，现在又是早晨了。我们家里，母亲的身体最弱，这大概是因为她不仅要承受全家共同的痛苦，还要分担我们每个人的痛苦，所以，我们发现她变了那么多，都大吃一惊。我们预感到，我们全家也将面临这样的变化。她最喜欢坐在一张长沙发的角上。如今，那张长沙发早就没有了，它在布隆斯维克的大客厅里放着。那时她坐在长沙发的一角，不是打瞌睡就是长时间地自言自语，我们这是根据她的嘴唇翕动做出的判断——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老是在谈那封信，反反复复从各个方面研究各种已经掌握的具体内容以及所有还不能确定的可能性，我们还开展竞赛，看谁能想出圆满解决这件事的办法来。我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好，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原本想要摆脱的思绪中越陷越深了。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无论它有多棒，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阿玛丽娅参加，什么办法都行不通，所有的办法都只是试验性的，试验的结果没有告诉阿玛丽娅，因此毫无意义。即使把这些办法告诉了阿玛丽娅，得到的回应也只是沉默。幸好我现在对阿玛丽娅的了解比那时多多了。她的负担比我们大家都大，很难理解她是怎么忍受下来的，还在我们家里一直生活。母亲也许承受了我们大家的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全都落到了她身上。她承受的时间不长，我们不能说她今天还承受着这些痛苦，因为那时她的神志就不清了。阿玛丽娅不但承受了痛苦，而且具有看透这些痛苦的理解力，我们只看到事情的后果，她却能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希望能想出些小办法来，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已经决定了的，我们非得悄悄商量不可，她却只是沉默不语。她那时同现在一样，面对事实挺立着，活着，承受着这种生活。我们所受的痛苦比她要少得多了。我们当然得离开我们的房子，布隆斯维克搬了进去，人家给我们安排了这所茅屋，我们用一辆小车分几次把东西搬了过来，巴纳巴斯和我在前面拉，父亲和阿玛丽娅帮着在后面推。开始搬家的时候我们就先把母亲送了过来，我们推东西来的时候，她在迎着我们，她坐在一只箱子上，不住地轻声抽泣。我记得，我们搬家也是很丢脸的，因为路上我们常常遇见收庄稼的马车，赶车人见了我们一个个都像哑巴一样，还把眼睛转向一边。我还记得，就是在非常辛苦地来回搬东西的路上，我和巴纳巴斯也在讨论我们的麻烦和计划，有时说着说着就停了下来，听到父亲‘喂’的一声，我们才想起，我们还拉着搬东西的车呢。但是我们商量的种种办法在搬家以后也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慢慢也感到贫困的滋味了。亲戚也不再给我们补贴了，我们的钱几乎全部花完了，而恰恰在那个时候，人家对我们的鄙视也开始加剧了，正如你所见到的。人们发现，我们没有力量来摆脱这个书信事件，他们为此很生我们的气。虽然他们不了解这件事的详细情况，他们并没有低估我们处境的艰难，他们知道自己也可能不会比我们更好地经受住这次考验，但是这更加让他们觉得，必须彻底同我们断绝往来。如果我们渡过了难关，他们就会相应地非常尊敬我们，但是假如我们失败了，他们就会把至今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变成他们的最终态度：把我们从各种圈子里排除出去。于是，人家谈到我们的时候就不再像谈人了，人家也不再提起我们的姓了。他们要是不得不同我们说话，就管我们叫巴纳巴斯家的人，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罪名最轻的，连我们这所茅屋也变得声名狼藉了。你只要反省一下，你就会承认，你第一次踏进这屋子的时候，一定会觉得瞧不起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人家再上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就会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嗤之以鼻，比如说挂在桌子上那盏空的小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