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史学关注社会，反映了史学的本质，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史学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如果史学一旦失去这种品格，那么史学将不成其为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关注”，也必将是社会的灾难。这种事例，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出现过的，而最为严重者，莫过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10年。这期间，由于国家的政治活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历史学也深受其害。历史事实被歪曲，历史理论被颠倒，历史科学的神圣性被玷污。不少坚持原则的历史学家或者被迫害，或者敢怒而不敢言。以历史悠久、史家辈出而名于世的中国史学，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实属罕见，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首先，史学的健康发展，以至于兴旺发达，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换言之，外部环境的恶劣，是不利于史学发展的。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北魏崔浩国史案，唐高宗、武则天时史馆之紊乱，以及清代文字狱等，都是明证。这里说的“大环境”，主要表现为政治对史学的直接干扰，“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射史学也属于此种情形。其次，史学应当关注社会，应当有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一方面，这种作用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另一方面，这种作用的发挥也有一个“度”的界限，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度”，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而不是以历史与现实相比附，更不是以篡改历史来影射现实。这是关系到史学的独立品格及其神圣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应该怀有极高的崇敬，是他在2000多年前已经阐明了这个原则。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9]20世纪的史学家们，用了很多笔墨讨论历史同现实的关系、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尽管如此，司马迁所概括的这个原则，对今人来说，仍具有温故知新的价值。再次，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应当关注历史发展的前途，这是史学家的天职。但是，这种关注，这种时代感，不能只是一腔热情，更不是人云亦云的随声附和，而应建立在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之洞察的基础上，建立在凝重的、冷峻的思考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出如同龚自珍所称道的那种“良史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