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人的努力，却让东亚地区陷入了兵连祸结的乱局。对此，需要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型塑于前近代东亚体系“自解体”过程中的内部关系特征——彼此“警觉”和“防范”;而与此相密结的第二点是，日本“联亚拒欧”构想所必需的空间占据，在很快被有识者窥破的同时，西方的“条约体系”反而逐渐为中国人所认可。这意味着，日本的“联亚拒欧”倡导，至少面临着两重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现实的。就历史而言，无论日本怎样以“同文同种同教同俗”的宣传尝试与东亚各国联合，近世以来东亚的内部争执和分离局面，都不可能因为早已背离这一体系者的几句动听言辞就会有所改变，何况，日本的说法和做法之间又总是南辕北辙!就现实而论，当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被东亚人接受后，几乎很少还有人想回到不乏伦理但缺乏平等的家长制国际关系格局中1241,自然也就不会轻信在东亚历史上从未树立过良好道德形象的日本及其所主导的所谓“大东亚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亚洲”的概念真的就与前近代东亚区域无关，也不意味着日本在“实体化”亚洲过程中利用东亚既有关系资源的做法便全无根据。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之所以会速兴速灭，很大程度上乃根源于前近代东亚体系的“自解体”格局及其彼此分立的准“国民国家”性质，也决定于在东亚近代前夜，金字塔式的区域支配关系已经成为名存实亡的话题。森有礼以“属国”概念诘问李鸿章时李的频频语塞，证明了这一点。1251尤为重要的是，那种类似于前近代“华夷秩序”的“大东亚体系”,还会毫无悬念地招致来自欧美世界之近代平等理念和国民国家体制的“警觉”与“防范”。换言之，当看清日本对周边邻国以欧美价值之名行武力并吞之实的行动轨迹后，西方列强才终于了解到其东亚行动的目的——一个以摧毁中国中心“华夷秩序”的方式去建立新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不啻否定“条约体系”的非平等区域关系体系。实际上，日本在处理东亚事务时与欧美各国所签订的全部条约和条款，都不过是为完成上述任务而与之进行的敷衍、欺瞒、迂回和周旋。由此而引发的最后对决——“太平洋战争”,终于使日本的全部“东亚理想”在东西方力量的双向围堵合力反击中，走向悲剧。美国的日本史专家霍尔，曾矛盾地表达过他的感受：“在19世纪中叶，当欧美的旅行者注意到日本这些与世隔绝的岛屿的时候，他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纪之内这个神秘的‘帝王之邦’将把自己变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三工业国，而且曾经试图搞军事扩张，结果把自己的城市变成核战争的最早目标”。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