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逢禄以后，今文经学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凌曙、陈立等人侧重在对公羊学资料的收集、订补、整理，走上朴学一途；龚自珍、魏源，特别是后来的康有为则把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把公羊学变成“讥切时政”、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走上政治一途。
凌曙（1775—1829），字晓楼，江苏江都人。道光年间曾为阮元校勘书籍，后受刘逢禄影响而治公羊学，著有《公羊礼疏》《公羊答问》等。他治今文经学“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26]俨然一派朴学风格。陈立（1809—1869），字卓人，江苏句容人。师凌曙，承其学，虽于今文学之义理方面无甚发明，但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颇具成绩，著有《公羊义疏》。有人评价说：“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27]陈立治学一本汉儒何休之说。《公羊义疏》汇集了汉代及清代有关著者的大量注疏，资料丰富。刘文淇称他“继师志以成书，守疏不破注之例，于何邵公之说有引申无背畔。其所征引，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礼制多采师说，笃守郑氏于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于‘三世九旨’诸说，阐发无余蕴。”[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