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史观的产生，由于与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对全球资本主义向中国社会渗透的新认识密切相关，特别是受到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影响，与早期强调塑造国民意识的“新史学”相比，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观主要服务于对社会革命对象的选择与定位，实际上已经变为社会革命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在选择革命对象时就存在主要针对封建势力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派意见。当时位居文坛要津的陈独秀就曾坚持认为，应把中国革命的对象定位在对资本主义的攻击和批判上，从而把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直接移植到中国农村，以作为确定革命策略的普泛化标准。这种有意无意的时代错置，显然是“一战”以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重组所造成的劳资对抗局面直接波及的一个结果。陈独秀曾经明确指出：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本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就已成为他们在经济上、财政上的共同必要。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封建势力，而是资产阶级，因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崩坏，现在只有封建残余的残余，不起什么作用。[10]这一时期历史概念运用的特点是：无论是封建主义范畴还是资本主义范畴其实都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论辩的工具。社会史研究不是为了揭示客观实证的学术命题，而是被当作标示政治立场的风向标。比如一些激烈反对陈独秀“封建主义消失论”，坚持中国农村存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对抗关系的学者，实际上是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而非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城市革命提供历史性的解释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