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70]
谢灵运认为“累学”与“渐悟”这一套为印度民族所乐于接受，却不受容于华人世界，中国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中国士大夫倾向于“见理”的方式学习佛教，用“顿了”的方式理解解脱。他又指出，源出中国本土的孔子学说，其特征便是注重“顿悟”，不讲“积学”。由此可见，隋唐时期佛教各派的“性净”、“顿悟”之论是为适应中国文化、融合中国文化而产生出来的中国式的佛教理论。
由“心性本觉”的命题出发，天台、华严、净土、禅宗诸派莫不提倡“方便”成佛法门。如天台宗鼓吹入山得灵芝和丹药，先“成就五通神仙”，再成为佛。禅宗鼓吹“不立文字”，自心觉悟，只要认识到“我心即佛”，“我心即山河大地”，就能彻悟佛法真谛。净土宗亦主张，修行佛法者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信愿俱足，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始终不怠，便可往生净土。颇有意味的是，净土宗的“易行”在印度本土曾被大加抨击，认为是“伫弱怯劣，无有大心，非是丈夫志斡之道”[71]。在中国，其“易行易悟”的特性却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可以情悕趣入”的绝妙法门。天台诸宗倡“方便”、重易行、好简约的成佛原则，一反印度佛教教理，体现出典型的中国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