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中，诏诸臣分修五代史。颜师古、孔颖达撰次隋事，起文帝，作三纪、五十列传，唯十志未奏。又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化（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共加裒缀，高宗时上之。志乃上包梁、陈、齐、周，参以隋事，析为三十篇，号《五代志》，与书合八十五篇。按《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准《晋志》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正以班、马只尚虚言，多遗故实，所以三代纪纲，至“八书”、“十志”，几于绝绪。《隋志》独该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淆乱未易贯穿之事，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学，故但修纪传，而以十志专之志宁、淳风，顾不当哉！[124]
这里所论，除对《史记》八书、《汉书》十志有失公允外，对《隋书》的分工修撰与评价，是中肯的。尤其是他强调《隋志》包含五代、囊括南北，把“纷然淆乱未易贯穿之事”写得清晰了然，于史学见解之中也透露了他的历史见解，即南北本应贯穿为一体的思想。《史略》一书所包含的评论，有引自前人而交代了由来的，有作者自撰的，有借鉴前人之论稍作变通而未交代由来的[125]，故在史学批评之整体面貌上显得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