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的任性与直觉:我的经验就是一个大数据
陈国富的任性与直觉:我的经验就是一个大数据
时长:10:50 来源:电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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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专稿 作为一名电影人,陈国富的经验很丰富,身份也很多元。早年间他写影评做杂志,为杨德昌改剧本,干的是码字的活儿;后来他当导演拍电影,从文青必看的《征婚启事》到类型化的惊悚片《双瞳》,练的是镜头上的功夫;再后来,他又去哥伦比亚、华谊兄弟这样的大公司里做了“高层管理员”,开始在更宏观的维度上运筹帷幄。 对于如今的陈国富,电影圈里的人都习惯将他定义成“金牌监制”,从《非诚勿扰》到《画皮2》,从《狄仁杰》到《鬼吹灯》,陈国富监制的作品名头都很响亮。他辅佐过冯小刚、徐克,也提携过乌尔善和冯德伦,这一次,他又把一个他认为才华横溢的新导演带到了观众面前,这个新导演叫肖洋,他的电影叫《少年班》。 陈国富跟肖洋认识了很多年,为他监制一部电影却还是第一次。在采访这俩人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了肖洋剪辑《非诚勿扰》的经历,陈国富的说法是,他问肖洋敢不敢,肖洋说你敢我就敢。肖洋的说法是,陈国富问他敢不敢剪,并且说你要敢剪我就敢让你剪。两个说法有一点点出入,但结论就是:这两个人都很敢。 每一次问到陈国富所谓的监制经验,他都会从初心讲起,强调直觉,暂时性地回避后果。他认为,一部电影的商业与否,也都取决于结果的判断,而非意图或野心。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把做电影当成一场赌局,下注的时候全凭自己的先验性判断。他自己也说,在这个大数据横行的年代,这样做可能是有点不合时宜了。不过现在的陈国富依然很坚定,面对与互联网对电影产业带来的种种动荡,他说,真正懂得做电影的人是不为所动的。 陈国富做监制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他可以掌控几个亿投资的大阵仗,也可以去推动一些小成本的艺术性尝试。很多人会以为,他这是一手在精算市场,另一手在坚守这个台湾导演的文艺追求,但陈国富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大有大做,小有小做,从心态上来讲,做电影是不应该有分别心的。就像这回他做的《少年班》,别人认为它卖相不好,他却认为自己的片子是“最具商业性”的,他说商业不是一种意图,而是一个结果,根本就不是创作者说了算的事儿。 网:什么时候注意了到肖洋这个人和他的故事? 陈国富:我就让他剪了一个预告,我也没见过这个人,剪完了以后约他见面,我就问他说如果我让你剪冯小刚的电影你敢不敢?他说你敢我就敢。我们俩是这么认识的,其实在那之前他也没剪过什么长片。 网:后来他跟您聊到他自己的这段经历,才想把《少年班》拍成电影吗? 陈国富:对,我跟他聊到这个话题是他在帮我剪《风声》的时候,有时候停下来休息会聊聊天,我问他那个求学经历,他说他是上少年班的。我说什么是少年班?我没听过。他就跟我解释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很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他就一脸纠结的表情。对他来说那个不是特别愉快的经历,我感觉。后来他想当导演,拍戏。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拍少年班?他说那有什么好拍的?我说如果我有兴趣,表示会有很多人有兴趣。就这么开始的。 网:您觉得《少年班》算是怎样的一部电影? 陈国富:它还是一个青春片吧,青春成长片。当然我提《少年班》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往什么方向去,我只是很本能的对这样的题材感到好奇,我会想看,我们总是对天才充满好奇,是一种奇观,电影就是要各种奇观。后来他写了几个人物给我看,就是现在我们电影里看到的这个方厚政、王大法、麦克、吴未,还有周知庸老师,他把这几个人物给写出来了以后,我就很确定这里头是有一部电影的。因为我一直在试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去试一个不一样的题材或者是不赶时髦是很正常的,我一直拍摄电影的经历里就没有这种一窝蜂的情况。对我来说不奇怪,我愿意跟任何人打赌,它是同档期里面最商业的电影。 网:那它的商业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国富:就是我刚才说的,就说如果有一个题材我会那么好奇得想要去看它被实现,那一定有很大的群体跟我的想法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标准很高的观众,我一年进去电影院不到几回,如果能过我这一关,那应该就可以过很多人那一关吧。这不就是商业吗?因为商业不是一个意图,而是一个结果,就是有人去看了,很多人去看了,电影回收了甚至是盈利了,那就是商业。商业不是说我想拍个商业片,它出来结果就是商业的。 网:您监制过《狄仁杰》、《鬼吹灯》这样的大制作,也监制过《转山》、《星空》这样的小成本,做这两件事的时候心态有什么不同? 陈国富:我说这个话可能很多同行会不太相信,但是我选择一个题材的时候我是不太考虑后果的,我的标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标准。就算是《转山》也好或者《星空》也好,这么多年了还会有人提起来跟我讨论,说明它不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它是一个被人记住的作品。所以那就是我唯一的标准,我就是想做那种能留下来的东西。有些能留下来的东西当时特别受欢迎,有些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被欣赏,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我的心情都很接近,就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影,或者是什么题材的电影,我一定要怀有很高的热情,因为你从一个电影的发想到去实现,最后还要去推广,过程很漫长,很辛苦,付出的精力您常常都觉得是拿生命在跟它的拼搏。如果你是怀着一点点功利的那个目的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干起来很辛苦的,你可能还不如去卖东西吧我觉得,去推销保险或者什么的,你回家就不用再担心那个事情了,我今天能做多少业绩,我今天回家我就彻底休息。但是干我们这行不是的,你是24小时,有时候你做梦还在梦那个镜头有没有拍好,周期有没有完成等等、等等的,所以我只相信那个声音吧。 深耕内地市场十余年,陈国富算是见证了中国电影市场化的每一步进程。作为一个影评人出身的文学性电影创作者,陈国富说:利益的驱使算不上什么原罪,一窝蜂的流行词汇也大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主题。在互联网企业放肆叫嚣的时代,陈国富执拗地保持着一种文人气节,大致的态度就是——你们热热闹闹地去讨论吧,因为你们很茫然,所以总要找出一些主题去聊一聊,就算找不到什么正儿八经的出路,起码也能缓解一下自己的茫然。不得不说,这种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真是帅爆了。 网:现在都在讲大数据,您还这么凭直觉,算是有些任性吗? 陈国富:我确实是有点不合时宜,当然我也可以比较谦虚的说就是我没学会那些东西,我每次看到一个名词或者一个概念经常出现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和反省,就是我是不是没有与时俱进。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数据吧我觉得,就是我积累了一些经验,我看过很多的电影,从事过很多不同的电影工作,我做了不计其数的尝试,有些是成功的,有些不是那么成功的,这些就会在我身上积累出某种数据的概念吧。而且这个行业就是有很高的赌性,你说哪有一部电影是经过精密计算以后就保证成功的,我不太信那个。 网:那您的工作有没有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陈国富:我个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是一定的,因为我现在都不看碟了,都是在网上看电影,所有电影的预告和宣传素材都是在网上看的,但是我看得不多,这就是对我具体生活的改变。而且它也会改变我对电影的品位,我的审美也会随着受一点影响。但是总归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回来说故事,不管你一直在讨论说这个平台现在变得多厉害,电影的售票的概念,或者是影院屏幕数的增加,三四线城市的崛起等等的,不管怎么把这个元素弄得越来越复杂,这个计算越来越困难,但是你就是要回来,我们的故事就是回来说故事,你就是要说一个好故事,然后跟观众产生对流。那一下是在影院里发生的,真的不是在你事先的营销活动里发生的,营销活动可以把观众忽悠进去,但是你不能保证观众在电影院里面得到的是最饱满的、最精彩的经验,我们做得还是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是100多年来没有改变的,从电影发明到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改变,你就是要在电影院里面让观众惊奇,让观众感动、让观众欢笑、让观众有一丝的幸福感这个是没有变的。 网:就像现在大家很喜欢说互联网颠覆电影,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 陈国富:那个都可以说,就是反正就是说、讨论,大家总要有一些话题在茶余饭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同行大部分时候不知道怎么干这个行业,没谱,他没谱的时候就要抓一些概念来总结、解释,然后一段时间里面就会有点一窝蜂的这样,因为懂得怎么干电影的人是不为所动的。 网:在这几年您觉得内地市场有没有一些进步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还是很令人头疼的地方? 陈国富:都有吧。进步是一定有的,因为市场变大了以后,利益就驱动人去发挥他的创造力,这个是不变的法则,这个是很经济学的东西。不满足的地方就是要假以时日吧,什么东西都有一个过程,中国电影发展太快了,快到他让很多人很焦躁、很慌乱,老怕错过什么东西,但是这样的心情是拍不好电影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每一个项目的孕育都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老在一种这一台没抢到可能就做过了那种心情的话,你没有办法好好跟观众说故事。都正常吧,我对于这种由于市场的放大,由于利益的增加而导致大家的热情,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有时候人的那个动力、人的那个创造的动力、人的辛苦劳动的动力就来自于利益,我是挺坦然地接受这个发展的。 成为金牌监制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跟他聊市场,谈经济,仿佛他身上商人气质的标签越来越明显了。但有些影迷还是期待他能在亲自做导演,拍一些像《征婚启事》那样的作品出来,而不是一味地给其他导演做嫁衣。而陈国富本人却一直在模糊这两个职位的概念,他觉得,不管你在字幕上挂一个什么头衔,做电影时的投入方式都是没有区别的。 网:《少年班》这样一个电影,投资的体量在您的经历中算大的还是算小的? 陈国富:算是中等的,就是说它虽然不是一个站起来一溜超一线明星这样的电影,但是它要保证所有的技术含量、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表演的细节都要到位,这种到位你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还有很重要的是它要达到一个工业标准,这是所有我参与的项目里头保证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不管我是做《狄仁杰》或者是在做《鬼吹灯》,或者是做《少年班》,它都要达到这个标准。 网:因为《少年班》是肖洋的第一部作品,之前您也说过,对待不同的导演在做电影的时候相处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对肖洋是怎么样的? 陈国富:我跟他是太有默契了,所以合作关系跟其他导演是很不一样的,倒不是因为他是不是新导演的关系,就是我跟他工作了那么多年,知根知底了,默契很高,沟通起来无障碍。有时候那个合作经验太愉快了,我都有一点觉得是不是我们会把这个事情搞砸了,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要做出好东西需要一些矛盾的,需要有一些焦灼,需要有一些争执,但是我跟他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对结果满意,而且对过程还是有愉快的,这个比较少见。 网:您在面对这样一个新导演的时候,会不会为了他的前途而自己有些压力? 陈国富:我不管面对什么导演,我的压力都是存在的,因为我就是不太允许作品的结果是失败的,所以就会有压力,这是一种责任,当然也是一种荣誉感。我其实没有把他们当做新导演,在工作过程中这个因素不太会存在,反而他们会提醒我说这个方面我不太有经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可能拍过几部戏的导演就不好意思这么提了,不好意思提是他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因为他的损失就是他可能碍于情面,就没有得到更多的经验。新导演这一方面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总是期待你不管给他各种养分,给他各种更有效率的方向。我也比较善于跟这样的心理素质的导演合作,不一定是新旧的关系,是因为他愿意开放他自己,只为了结果的美好。 网:您会不会把监制当成自己的一个主要的职业来看? 陈国富:外界常常在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恰恰是一个我平常不思考的问题,就是事情来,我就被吸引了,有时候是因为情感因素,有时候是因为题材的关系,有时候是因为我想象那个结果特别令人兴奋,我就很忘我的投入了,我没有去算计说哪些是监制,哪些是我自己应该导演的,以及我未来应该怎么规划,我是有一点走一步算一步那的人吧,可能未来还是会继续保持这种步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