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票房破19亿,他是最大的功臣
品道黄建新:电影产业一定要研究分众概念
时长:08:39 来源:电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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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专稿 采访前,黄建新看到我们带过去的《黑炮事件》蓝光碟时,突然来了兴致。“他们好像给我快递了一份,我都还没时间去看,近期真的太忙了”,他翻看着蓝光套装,聊着背后的小故事,“他们竟然还把电影完整的台本印了出来。你们快看,以前电影的片尾字幕就那么短,不像现在有那么长。像郭帆他们《流浪地球》剧组上千号人,最后光字幕,就得滚7、8分钟。” 虽然黄导调侃着如今电影片尾越来越长的字幕,但事实上,在他看来,这就是电影工业化的一种象征。而追求电影工业化,正是他当下最痴迷的一件事。 在中国电影工业慢慢迈向“制片人中心制”的这几年,黄建新真的非常忙。 我们总是能在不同电影的海报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在大多时间里,他的名字前更多是挂着“监制”的头衔。就这个身份而言,他绝对是中国影坛最成功且最忙碌的监制。但似乎大家已经都快忘记他曾是一名导演,甚至是第五代导演里的佼佼者。 短短九月,他就带来了两部的电影作品——担任监制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及监制并导演的《决胜时刻》。对话伊始,我们用“终于”两字来强调了他这次担任导演一职的难得。他自己也愣了愣,望向镜头外的工作人员,问到“有好久吗?”,随后又自答“上次好像是2011年的《建党伟业》吧!8年了。”《建党伟业》拍摄现场 8年,对于电影创作者而言,算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尤其比起其他第五代导演,他确实并不算是频频发力的导演。 对于黄建新,不少观众都和我们有一样疑问,为什么这位曾经拍出过《黑炮事件》《错位》这类先锋作品的导演,却突然在最好的时候,停下了创作的步伐呢?当然,我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抛给他,反而顺着采访前的闲聊,将话题继续下去,企图能从中找到答案。 一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管虎执导的《前夜》篇于2019年3月24日开机,黄建新作为电影的总制片人,抽空参加了开机仪式;隔天,他和宁海强联合导演的《决胜时刻》正式开机。黄建新今年更忙、更累,他需要同时处理两部这种重量级的电影。值得庆幸,《我和我的祖国》从一开始就商定由七位导演们自己组织团队,从而确保作品创作的独立性。他只需在宏观的角度上,做出一定把控,这样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决胜时刻》。最后,他更是花时间从俄罗斯找来了珍贵的素材,并修复了开国大典的彩色画面,放进电影中。总之,他为了两部电影都能有更好的品质,依旧频繁地奔波于两个剧组,忙的时候甚至连着几日,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今天在弄《决胜时刻》的首映,但其实我昨晚还在剪辑房弄《我和我的祖国》的后期。”庆幸的是,如今两部电影都顺利上映,《我和我的祖国》在豆瓣上,开分更是拿下了8.2分的佳绩——原以为他稍微可以休息一阵子了,但他却告诉我们,后面的项目早就已经在等着了。事实上,这次担任《决胜时刻》的导演就是一场意外,“这个项目时间太短了,完全来不及拍。所以要集大家的力一起来,否则不一定拍完。”不止如此,其实对于很多电影项目而言,黄建新就如同定海神针一般。因为电影《十月围城》,他和导演陈可辛结缘。当时还连同于冬一起建立了“人人电影”,但是《十月围城》之后,彼此因为理念不同,“人人电影”就没有再运营下去。即便如此,陈可辛依旧非常“依赖”黄建新,两人以“我们制作”的名义,制作了《武侠》和《亲爱的》。时至今日,两人还是会找时间坐下来,聊一聊后续的各种电影项目。 二事实上,在成立“人人电影”初期,黄建新就希望未来能在现有制度和人才的基础上把电影拍好,形成一个稳定的回报系统。 虽然这次短暂的经历并不成功,但他当时已经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产业合作之路。如果要追溯他的监制历程,最早便是1994年。当时他还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中国台湾电影《飞天》的剧组找他担任监制,最后拍着拍着,剧组就没钱了,他把自己的钱借给了剧组,连借条都没打。1998年,黄建新从西影调到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当艺术总监。一年后,合拍公司将制片部门与中影集团合并成立了第四制片公司,他担任管理者参与了《和你在一起》《大腕》等项目。“那时候监制还是挂名的成分大,主要是做一些前期策划,讨论电影结构,不是海外那种影片CEO的性质。”真正让黄建新开始理解监制的功能则是电影《杀死比尔2》。 “当时剧组是冲着上影厂去的,但最后是我们把他拉到了北京。我作为中方的监制来协助拍摄中国的戏份,那部戏有一个监制叫贝内特·沃尔士,我没事老向他请教,他就给我讲了一些经验和方法。那时我才知道,监制在美国的制片制度中,和中国完全不同,体系会更加复杂。”《杀死比尔2》在这一系列的经历中,让他在融资管理、商务管理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让他也明白作为监制应该从剧本开始就参与进去,“所以后来我做监制,几乎都待在片场。” 黄建新和我们强调,如今通过《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悟空传》等影片的拍摄实践,是希望更多中国电影人能一起努力推进建立中国电影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够稳定发展。在他看来,“爆款是需要研究的,但是爆款绝不能支撑整个电影工业,它们都只能算作例外。”如果没有了庞大的电影工业支撑,实际很多影片很难去完成,“《我和我的祖国》里面就涉及了各行各业的资料索取。文牧野执导的《护航》,如果没有空军支持、没有电影工业的必备条件,也很难拍出女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带领后续飞行梯队接受检阅的画面。”三今年是黄建新入行40年整,刚毕业那会儿,中文系的他因为喜欢电影,被老师推荐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开始,他的工作就是在文学室看剧本。有一天,一位导演看见他,觉得他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便拉着他去做场记了。 后来,他发现在剧组最有决定权的人是导演,便立下了当导演的志向。中途他还被西影厂送到北京电影学院83级导演进修班学习了一年半。 进修回来之后,他遇上了西影厂的“最好的时光”。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跟人联合导演一部商业电影,另一个则是改编作家张贤亮的小说。黄建新着迷于张贤亮的新小说《浪漫的黑炮》,他便给作者写信,传达了自己对小说内容的痴迷,以及询问了对方能都让他随意改编小说。在获得作者的许可之后,他便拿着剧本去找厂长吴天明。没想到,吴导二话不说,就让他自己去弄,甚至直接让他独立执导。要知道,以前电影厂都有个老规矩,就是新导演的前三部作品都是要联合执导的。最后,《黑炮事件》诞生了。后来,他紧接又拍出了《错位》《轮回》在内的“先锋三部曲”。与此同时,同为西影厂的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作品在国内外引发了轰动的效应。这时,黄建新并没有继续推出作品,而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跑去了海外。两年后,等他回国发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影市场也加速发展。但这个时候面临了一个矛盾的处境,海外市场更希望看到《红高粱》这类影片,而观众则更期待娱乐性较强的作品,这对于第五代导演们是一种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黄建新的都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几乎保持了一年一部的产出量。这种创作冲劲一直延续到了世纪之交的“心理三部曲”:《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和《求求你,表扬我》。 但是从此之后,他的创作欲就停止了。直到2008年,黄建新受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邀请,联合执导表现新中国成立过程的电影《建国大业》,此后便开启了他的“建国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这三部作品均是以商业电影思维拍的主流电影,为后续同类型的电影树立的标杆。其实对于黄建新而言,所谓的创作欲正是来自他自己的好奇心。 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和我们说,“我是双子座,好奇心比较强,对任何事物的兴趣都没有那么长久,一会儿就转移了。现在也没有表达欲望了,我以前想表达的时候,2年里能创作3部电影,但是没有的时候,我可以连监制都不做。”话是那么说,但他反复强调的,电影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职业,是创作的一部分,“我只能做这个,其它的事情我也做不了。” 可能当下,我们都还是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刺激黄建新表达欲,或许这个答案还是要从未来那些印有他名字的电影里寻觅。